網絡熱傳的賽道“盲人在盲道被電動自行車撞擊反遭斥責”視頻，被北京警方戳穿“實為虛假擺拍”后，盲人媒體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主播正制造系在線精品視頻東西——MCN機構正將擺拍殘障人士處境“產業鏈化”。

據瀟湘晨報報道，統性有視障人士透露曾收到某MCN機構的傷害招募公告，對方希望視障者“配合團隊拍攝計劃”，賽道并“優先招募女孩”。盲人該機構離職員工稱，主播正制造系盲人主播賽道已經飽和，統性“前期必須得投流，傷害后面還得擺拍。賽道”

招募、盲人賽道、主播正制造系投流、統性擺拍……當這些指向鏈條化操作的傷害詞匯被用在殘障人士身上時，難免讓人心生不適——當“盲”從一種身體狀態變為一種流量密碼時，很多事情明顯變味了。

制造“符合預期的困境”

作家史鐵生曾說過：人所不能者，即為限制，即殘疾。殘障人士因為身體上多了些“限制”，往往跟“老弱病幼”并列被視作特殊困難人群，天然容易激發人們的同情悲憫之心。

現在看，殘障人士的這般境遇跟社會大眾的這種心理，就被某些MCN機構捕捉到了。他們將殘障人士的遭遇變為可批量生產的內容素材，將大眾的善意變為可輕易利用的廉價燃料，繼而調制出一盆盆新鮮出爐的“憤怒誘餌”來。

不得不說，這些MCN機構很善于解鎖流量密碼，也很懂“逐流量水草而居”。

在玩情緒操控把戲方面，他們是專業的：他們很會“選餌”，識別爭議性話題和沖突性元素（如性別對立、地域歧視、代際沖突、階層差距等）；會“制餌”，將極端標簽、反差情節、失真細節等精心調配糅在一塊；會“下鉤”，通過吸睛標題、扎眼封面撩撥網民情緒；會“收網”，在線精品視頻將獲取的流量想盡辦法變現。

他們定向招募那些盲人做主播或演員，與其說是出于愛心助殘目的，不如歸為基于商業算計結果：他們知道，在當下網絡中，最能刺激大眾點擊、互動、傳播的，就是強烈的情感沖擊，而制造“憤怒誘餌”以激起大眾不滿不忿，一再被驗證具有極高的轉化率。殘障人士遭遇的刁難、刺痛、欺凌，極易觸發公眾情感反應，“殘障身份+沖突場景=高關注度”的流量公式已屢試不爽。

那些MCN機構看重的，不是殘障人士作為“人”的社會價值，而是他們身上可以榨取的流量價值，所以他們會“精準拿捏”。

這類精準拿捏，體現在許多細節中：如“優先招募女孩”，背后是對性別跟身體狀況等因素的流量激發 “疊buff”（源自游戲術語，現指一個人身上疊加了多種特質、身份或優勢，變得更強或更特殊）考量；如制造出盲道被占、出行被撞、受傷反被斥責的場景，則制造出了強與弱、善與惡同框對照的巨大張力。

實質上，這是在制造一種“符合預期的困境”。這里的重點不是“困境”，而是“制造”，困境只是被制造出來的一種可以被算法識別、被網絡追捧、被情緒消費的標品。

在此過程中，殘障人士會被“物料化”，他們失明的具體原因、生活的坎坷程度、家境的悲情指數，都被拆解為一個個流量參數；他們原本平淡的日常生活，也因為要屈從吸引流量要求而要接受“戲劇化改造”。

這次事件就是典型注腳。其操作手法跟社會紀實有著明顯區別：社會紀實是記錄真實生活，這類“釣魚式拍攝”是在制造看似真實的生活情境；社會紀實是“發生了，所以拍下來”，“釣魚式拍攝”是“為了拍下來，所以讓它發生”。就連那些補鏡頭式擺拍，也無法跟它并論：前者只是假冒真實發生，后者則要在故意扭曲現實場景的假冒中干預、影響現實。

以邊緣群體痛點為腳本，由健全人扮演或指令殘障者演繹，用虛構的沖突場景激發受眾的共情反應，然后就是起號、做大、變現全流程……拿殘障人士當道具的“釣魚式拍攝”，具體玩法也許千差萬別，基本套路卻高度雷同。

殘障人士不是擺拍工具人

不是說殘障人士在出行中遇到障礙、在生活中遭受白眼之類的困難不存在，也不是說客觀呈現此類困境不可取，只是當這些困難在劇本引導下被高頻性、模式化呈現時，它顯然并非致力于解決問題，通常只會制造出更多問題。

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提出“超真實”概念——當擬像比真實更真實時，真實本身便會消隱。那些打著紀實名號的擺拍，就是在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的邊界，導致假作真來真亦假的局面。

一方面，此舉會透支社會信任：每一次“狼來了”的欺騙，都在抬高公眾的同情閾值，消耗社會的信任存量，讓真正需要幫助者未來可能遭遇“無人相信”的困境。

長此以往，面對真實殘障人士的求助時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不再是伸出援手，而是質疑“這是不是擺拍”。

另一方面，此舉會消解問題的嚴肅性：公眾注意力在被那些虛假沖突吸引的同時，容易忽略殘障人士社會融入難連著的深層次困境。

特別是擺拍被戳破后，大家的關注點會被那些反轉元素帶著跑，真實問題會淪為鬧劇的背景板，進而出現“該關注的得不到關注，不該關注的被過度關注”的錯位畫風。

非但如此，此舉還是對殘障人士生存空間的擠壓，對其基本尊嚴的抹殺。

當獲得關注的門檻被各種演繹推高時，必然會出現“不賣慘不出格不獵奇就難獲關注”的逆淘汰局面，盲人主播“賽道”也就會走向畸形。如此一來，那些懂得腳本設計、情緒煽動、投流技巧的機構賬號，會無形中擠壓那些靠真實經歷、才藝輸出的盲人主播的生存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殘障人士的尊嚴會在淪為擺拍工具人中被褫奪。

在被機構裹挾成為按照劇本表演的工具人、造流量機器中的可替換零件后，那些殘障主播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個體，而是被貼上“弱勢”“苦難”等標簽的符號，他們會失去主體性，聲音被過濾、需求被忽略，真實生活、復雜情感被扁平化為“被撞”“被斥”“被拒”的遭際。

這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窄化，他們身上的豐富性被抽走了；也是對他們尊嚴的剝奪，將他們的存在價值壓減為“在鏡頭前展示和販賣不幸”，形同于對他們的數字凌辱。

真實可信，充滿戲劇性，被攝像鏡頭完整拍下來，在大多數時候，這都是“不可能三角”。那些將殘障人士道具化的擺拍，就在挑戰這點，也在制造對殘障人士的“系統性傷害”。

說這些，并非要否定讓殘障人士融入數字生活的可能——平心而論，無論是短視頻、直播，還是有聲書錄制、語音陪伴等新業態，都打破了物理空間與視覺障礙的雙重限制，讓不少殘障人士得以憑借聲音、才藝與個人經歷拓展就業途徑與收入渠道，部分殘障主播帶貨的景象，也是對“平等參與、共享發展”理念的注解。

但當數字經濟帶給盲人的新就業形態被擺拍、投流、套利侵入，他們淪為流量道具，那數字包容也就極易變成數字侵害。

面對這般情形，社會能做的有很多，如平臺加大對消費利用殘障人士內容的打擊力度，MCN行業加強自律，公眾要理性判斷……

但從根本上講，是要換一種“算法”：這種算法看重的不是沖突、噱頭和吸睛敘事，而是以平等尊重為核心權重，以真實生活、個體價值、人性溫度為關鍵指標，最終呈現出包容、平等、溫暖的人文底色。

畢竟，殘障人士需要的，不是俯視，更非蔑視，而是平視。

網絡熱傳的“盲人在盲道被電動自行車撞擊反遭斥責”視頻，被北京警方戳穿“實為虛假擺拍”后，媒體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東西——MCN機構正將擺拍殘障人士處境“產業鏈化”。

據瀟湘晨報報道，有視障人士透露曾收到某MCN機構的招募公告，對方希望視障者“配合團隊拍攝計劃”，并“優先招募女孩”。該機構離職員工稱，盲人主播賽道已經飽和，“前期必須得投流，后面還得擺拍。”

招募、賽道、投流、擺拍……當這些指向鏈條化操作的詞匯被用在殘障人士身上時，難免讓人心生不適——當“盲”從一種身體狀態變為一種流量密碼時，很多事情明顯變味了。

制造“符合預期的困境”

作家史鐵生曾說過：人所不能者，即為限制，即殘疾。殘障人士因為身體上多了些“限制”，往往跟“老弱病幼”并列被視作特殊困難人群，天然容易激發人們的同情悲憫之心。

現在看，殘障人士的這般境遇跟社會大眾的這種心理，就被某些MCN機構捕捉到了。他們將殘障人士的遭遇變為可批量生產的內容素材，將大眾的善意變為可輕易利用的廉價燃料，繼而調制出一盆盆新鮮出爐的“憤怒誘餌”來。

不得不說，這些MCN機構很善于解鎖流量密碼，也很懂“逐流量水草而居”。

在玩情緒操控把戲方面，他們是專業的：他們很會“選餌”，識別爭議性話題和沖突性元素（如性別對立、地域歧視、代際沖突、階層差距等）；會“制餌”，將極端標簽、反差情節、失真細節等精心調配糅在一塊；會“下鉤”，通過吸睛標題、扎眼封面撩撥網民情緒；會“收網”，將獲取的流量想盡辦法變現。

他們定向招募那些盲人做主播或演員，與其說是出于愛心助殘目的，不如歸為基于商業算計結果：他們知道，在當下網絡中，最能刺激大眾點擊、互動、傳播的，就是強烈的情感沖擊，而制造“憤怒誘餌”以激起大眾不滿不忿，一再被驗證具有極高的轉化率。殘障人士遭遇的刁難、刺痛、欺凌，極易觸發公眾情感反應，“殘障身份+沖突場景=高關注度”的流量公式已屢試不爽。

那些MCN機構看重的，不是殘障人士作為“人”的社會價值，而是他們身上可以榨取的流量價值，所以他們會“精準拿捏”。

這類精準拿捏，體現在許多細節中：如“優先招募女孩”，背后是對性別跟身體狀況等因素的流量激發 “疊buff”（源自游戲術語，現指一個人身上疊加了多種特質、身份或優勢，變得更強或更特殊）考量；如制造出盲道被占、出行被撞、受傷反被斥責的場景，則制造出了強與弱、善與惡同框對照的巨大張力。

實質上，這是在制造一種“符合預期的困境”。這里的重點不是“困境”，而是“制造”，困境只是被制造出來的一種可以被算法識別、被網絡追捧、被情緒消費的標品。

在此過程中，殘障人士會被“物料化”，他們失明的具體原因、生活的坎坷程度、家境的悲情指數，都被拆解為一個個流量參數；他們原本平淡的日常生活，也因為要屈從吸引流量要求而要接受“戲劇化改造”。

這次事件就是典型注腳。其操作手法跟社會紀實有著明顯區別：社會紀實是記錄真實生活，這類“釣魚式拍攝”是在制造看似真實的生活情境；社會紀實是“發生了，所以拍下來”，“釣魚式拍攝”是“為了拍下來，所以讓它發生”。就連那些補鏡頭式擺拍，也無法跟它并論：前者只是假冒真實發生，后者則要在故意扭曲現實場景的假冒中干預、影響現實。

以邊緣群體痛點為腳本，由健全人扮演或指令殘障者演繹，用虛構的沖突場景激發受眾的共情反應，然后就是起號、做大、變現全流程……拿殘障人士當道具的“釣魚式拍攝”，具體玩法也許千差萬別，基本套路卻高度雷同。

殘障人士不是擺拍工具人

不是說殘障人士在出行中遇到障礙、在生活中遭受白眼之類的困難不存在，也不是說客觀呈現此類困境不可取，只是當這些困難在劇本引導下被高頻性、模式化呈現時，它顯然并非致力于解決問題，通常只會制造出更多問題。

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提出“超真實”概念——當擬像比真實更真實時，真實本身便會消隱。那些打著紀實名號的擺拍，就是在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的邊界，導致假作真來真亦假的局面。

一方面，此舉會透支社會信任：每一次“狼來了”的欺騙，都在抬高公眾的同情閾值，消耗社會的信任存量，讓真正需要幫助者未來可能遭遇“無人相信”的困境。

長此以往，面對真實殘障人士的求助時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不再是伸出援手，而是質疑“這是不是擺拍”。

另一方面，此舉會消解問題的嚴肅性：公眾注意力在被那些虛假沖突吸引的同時，容易忽略殘障人士社會融入難連著的深層次困境。

特別是擺拍被戳破后，大家的關注點會被那些反轉元素帶著跑，真實問題會淪為鬧劇的背景板，進而出現“該關注的得不到關注，不該關注的被過度關注”的錯位畫風。

非但如此，此舉還是對殘障人士生存空間的擠壓，對其基本尊嚴的抹殺。

當獲得關注的門檻被各種演繹推高時，必然會出現“不賣慘不出格不獵奇就難獲關注”的逆淘汰局面，盲人主播“賽道”也就會走向畸形。如此一來，那些懂得腳本設計、情緒煽動、投流技巧的機構賬號，會無形中擠壓那些靠真實經歷、才藝輸出的盲人主播的生存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殘障人士的尊嚴會在淪為擺拍工具人中被褫奪。

在被機構裹挾成為按照劇本表演的工具人、造流量機器中的可替換零件后，那些殘障主播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個體，而是被貼上“弱勢”“苦難”等標簽的符號，他們會失去主體性，聲音被過濾、需求被忽略，真實生活、復雜情感被扁平化為“被撞”“被斥”“被拒”的遭際。

這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窄化，他們身上的豐富性被抽走了；也是對他們尊嚴的剝奪，將他們的存在價值壓減為“在鏡頭前展示和販賣不幸”，形同于對他們的數字凌辱。

真實可信，充滿戲劇性，被攝像鏡頭完整拍下來，在大多數時候，這都是“不可能三角”。那些將殘障人士道具化的擺拍，就在挑戰這點，也在制造對殘障人士的“系統性傷害”。

說這些，并非要否定讓殘障人士融入數字生活的可能——平心而論，無論是短視頻、直播，還是有聲書錄制、語音陪伴等新業態，都打破了物理空間與視覺障礙的雙重限制，讓不少殘障人士得以憑借聲音、才藝與個人經歷拓展就業途徑與收入渠道，部分殘障主播帶貨的景象，也是對“平等參與、共享發展”理念的注解。

但當數字經濟帶給盲人的新就業形態被擺拍、投流、套利侵入，他們淪為流量道具，那數字包容也就極易變成數字侵害。

面對這般情形，社會能做的有很多，如平臺加大對消費利用殘障人士內容的打擊力度，MCN行業加強自律，公眾要理性判斷……

但從根本上講，是要換一種“算法”：這種算法看重的不是沖突、噱頭和吸睛敘事，而是以平等尊重為核心權重，以真實生活、個體價值、人性溫度為關鍵指標，最終呈現出包容、平等、溫暖的人文底色。

畢竟，殘障人士需要的，不是俯視，更非蔑視，而是平視。